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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采购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恶意质疑的相关规定。不仅如此，94号令第十三条还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也就是说，质疑的门槛其实是很低的，除了法定质疑期之外发出质疑函这一种情形，其他的质疑都要答复。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充分保障供应商救济权利，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多地将纠纷化解在质疑阶段，而不是到解决纠纷成本更高的投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阶段。

这种怕答复的顾虑，反映了部分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对采购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不够。打铁还需自身硬，其实，只要对法规体系理解到位，就能做到答复质疑有理有据，不怕被抓住把柄。当然，这需要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认真学习采购法规。

但是在《招投标法实施条例》中也有对于低于的限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丛虎教授表示，《招投标法实施条例》51条有规定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者招标文件设定的高投标限价评标应当否决其投标，目前没有这个项目的招标文件进行参照无法了解在拆除过程中获取的材料有多少、值多少钱，如果投标人支付的3800万元和拆除过程中人工费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在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几个相互关联、存有因果的过程中，招标人占据着主导位置。由于招标文件的制定发布、评标选择、开标会议主持等等，都是在招标人的主导下进行的，是招标人招标意图的细化和实现过程，因此定标权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的权利。定标权包括评标标准制定权、选聘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否决权、选择权和中标通知书发放权。

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有二：

一是：招标文件中没有事先拟好的合同全本作为需要响应的文件，而是仅仅找了一个普通的、没有充分体现招标人意愿的参考文本或者示范文本列入了招标文件。

二是：招标文件对投标人对合同条款的响应作为评标条件之一。

定标的其他规定?

进入终定标程序的投标人少于三名的，招标人应重新组织招标。

无论采用何种评定标方法，中标人失去中标资格需重新组织招标的，或招标工程进入评定标程序后招标失败需重新组织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变更评定办法重新发布招标公告，启动招标投标程序。

根据以上法律条款可以看出，在采购中，法定意义上的关联关系是指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而非私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因此即便是参加的同一个项目竞标的5家公司，法人都是一个户口本上的人，只要在公司工商信息中不交叉出现，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反对。

当然，小编想说，明白人都会主动避嫌，是不会用一个户口本上的5个人注册5家公司参加投标的。

其次，从采购管理模式来看。我国采购制度认为，采购方式是非中性的，公开招标方式被制度化地认为是优采购方式，并以此建立起以采购方式管理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六种法定的采购方式通过两个部门规章和一个规范性文件进行规范，明确了每一种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和采购流程。并且构建了以采购方式为的监管模式，当采购人需要使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时，须经过监管部门的审批。这种制度设计的本意在于强调采购的强制竞争要求，因为公开招标是向非特定主体发布公告，能体现充分竞争。但是以采购方式的审批为的监管模式，导致很多重要环节形成监管盲区，尤其是在合同履行阶段，完全没有监管介入

采购诚信管理不健全

采购的诚信管理主要关注合同签订过程。因此，采购诚信往往更加注重政务诚信，对采购人约束举措较多。比如，要求落实“无预算不采购”制度，是为了确保采购人能够诚信支付；要求采购人科学编制采购需求，不允许有倾向性需求，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是为了保障公平竞争；要求采购信息公开，是为了避免暗箱操作，接受社会对采购人的监督。

对供应商而言，主要强调参与采购活动前要查询诚信档案等；在采购活动中，则看其是否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贿赂等行为。但对于供应商在合同履行中的诚信问题没有任何处理处罚的规定。从立法的逻辑上来看，这部分合同履行的问题都应当由《合同法》规范。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合同履行中，例如，“次品”课桌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在这些课桌的采购过程中，供应商绝不会以残次品去应标，也绝不会在合同中约定提供残次品

当前的监管体系主要集中在过程监管上。财政部门作为监管主体，监管采购活动中各方当事人是否按照采购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合规地组织采购活动。下一步，在监管采购过程是否依法合规的同时，还要实施采购绩效监管，即监管采购结果是否实现了物有所值的目标。财政部门是综合性监管主体，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可作为业务监管主体；具体实施采购活动的采购人是被监管主体。就监管内容而言，要涵盖采购结果的基本功能和其要实现的政策功能。一方面，要看采购结果是否满足了采购人的采购需求。